思考變動的環境
環境是近年從地方到全球都在面對的重要議題，這個群組書單企圖從經濟發展、臺灣本地農民運動、國家公園與環境保護、生態與地方脈絡，提供四個角度理解「環境」本身的複雜性。
從一八六七年當時二十九歲的約翰．穆爾（John Muir）自印第安納波利斯出發，展開到墨西哥灣的千哩徒步之旅，到二○○三年後，當時三十多歲的吳明益，四年時間徒步在花蓮走過十二條溪，從十九世紀旅行者精神昂揚的發現荒野之旅，到二十一世紀生態寫作者的憂鬱溯溪，對著七腳川上游殘破的攔砂壩兀自沉思，自然與人類的關係已然有了很大的歷史遷移。結束旅行的約翰．穆爾，後來成了催生許多國家公園的倡議者，被稱為國家公園之父，吳明益則是隱隱參與許多環境運動，二○一一年反國光石化最激烈的時候，他主編了《溼地．石化．島嶼想像》。
跟隨著環境，一樣直接受到文明現代性衝擊的就是農業，就在簡吉一九五一年遭槍決之時，也是臺灣進入初步工業化的時期，近年被認為是重度汙染環境的石化業，差不多是在五○年代末期逐步進展。然而與其說是農工衝突，從歷史上來看，不如說是農業與資本的衝突，農業被經濟發展箝制，被規範固定作物、被政府以合法手段奪走土地，農業問題在臺灣從日本時代以來引發了一波波農運，至今未間斷。從瞿宛文的研究，臺灣對水資源的分配運用問題，就證明臺灣是發展取向國家，對於經濟成長以外的目標，一貫採取忽視態度。因此農業的命運，正是檢視一個國家如何進行環境與資源的平衡考量。
思考變動的人
這個群組書單會改寫城市與地方的記憶地圖：當你到基隆眺望和平島，你會想起關曉榮《八尺門》中在漁船上被索具斷了左手中指的阿春，阿春是八尺門聚落兩百多戶當中的一個阿美族人。當你往南到臺北，可能會在中山北路附近遇到菲律賓姑娘Luisa，她穿著漂亮的絲質襯衫，隨身帶著回雇主家時要更換的百元衣服，她說自己是灰姑娘。再或者你逛到松山菸廠，在如今是漂亮書店賣場園區中，你會突然想到阿春是在這附近的建築工地，繼續失去他左手食指與無名指的一截指尖。或者你搭上往新店的捷運，想起了在坑道得到潛水夫症的工人。再往南到桃園，憶起的是RCA案中三十歲就白了頭髮的梁素娟。而如果你有機會到倫敦或者墨西哥高原村落，或許想到的是在哈利浦三星外包廠中腦溢血死去的中國非法移工國華，以及被人類學家劉易士的研究妙筆，生動留下紀錄的馬廷奈家，那些會帶著二十五個玉米餅上工的農人。
正如劉易士所說，貧窮在現代國家的意義完全不同，它教人想起了階級對敵、社會問題與對變遷的需要。是因為現代發展，造成相對的貧窮文化，導致各種內部與外部的移工狀態，這些因貧窮而出現在全球各地的聚落，許多也終將隨著其他經濟因素而消失，但我們該深深記得，那些想要奮力活下來的身影。對本地讀者來說，當中幾本臺灣書籍，更鋪排出七○年代從各地到桃園RCA的勞工，八○年代從臺東奇浩遷移到基隆八尺門的阿美族工人，以及九○年代開放的外籍移工，這幾十年來的勞動變遷脈絡。
思考變動的歷史
歷史學家霍布斯邦說，十九世紀是漫長的，二十世紀是短促的。可惜他沒有再繼續定義二十一世紀的特質。去年二○一四年與今年二○一五年，分別是一戰爆發百年與二戰終結七十年，書市陸續出現了一些相關的文學與非文學作品，也許透過對戰爭的記憶與研究，可能是較容易梳理的歷史，但這通常也只是時間發展的某一條脈絡而已，這個世界上其實存在很多平行時空，所以我們需要更多不同座標的史書，《繁華落盡的黃金時代》與《植物獵人的茶盜之旅》就屬於這樣的史書。
《繁華落盡的黃金時代》仔細鋪排了一九一三年，從一月至十二月，各種文化與知識菁英的平行狀態，比如一九一三年十二月，喬伊思寫完了短篇小說集《都柏林人》，但史達林被放逐到西伯利亞，同時費莉絲不回信給卡夫卡，在巴黎的里爾克則陷入憂鬱，而他們都不知道，隔年八月就要陷入第一次世界大戰了。《植物獵人的茶盜之旅》則講述英國植物獵人福鈞如何在中國找茶樹，並帶到喜馬拉雅山種植的故事，在那個鴉片戰爭與太平天國之亂的同時，原來還有個英國人會薙髮喬裝成中國人，到處品茶找茶，還差點病死在閩江口。這個有趣的切面，讓我們從另外一個角度理解十九世紀帝國如何影響二十世紀至今的世界。
